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及其边缘算法效应

边缘计算社区 2020-05-21 20:30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创新计划专项“智能生活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质量视野下的网络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建构”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HSH012、18BSH032
 
 
【摘要】作为一种新技术时代,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生活世界的面貌。全面认识和诠释计算机及其边缘算法技术社会哲学的特质,并深度分析其或强或弱的社会后果,具有重要的技术文明史意义和生活实践意义。相较于大数据和云计算,边缘算法可以更好地支持或服务于移动通讯与物联网应用,显示出诸多技术社会优越性和一些必须降低的技术社会负作用。万物互联与边缘算法以及人工智能一经结合,便会在“人—物—物”之间生发出无数主客体世界重组或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算法后果论和算法认识论。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置身或面对这个生活世界,我们都已经不能脱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近几十年来,随着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演进历程,以及“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或“物化”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5G网络技术为先声,以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基础的“万物互联”时代正悄然而至,并呈现出一派“万物生长”的多元化和智能化并存的状态或景象。“万物生长”靠什么?“万物生长”是万物互联时代的“人工物”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物理世界和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世界的一种技术社会整体征候或格局。
 
 
新技术时代的兴起:万物互联与人—机算法世界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演进过程越来越跟技术社会与现代性的重构相关联。[1]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长足进步,各种打上了新技术烙印的时代命名,如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移动通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等,层出不穷,将人类的生活世界图景装点得五彩斑斓。不过,当前最强劲和最具时代色彩与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特质的时代称谓莫过于“万物互联时代”了。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象征着一种“普遍联接”的“万物重构”新技术时代的到来。[2]对此,我们无疑有对其存在论本质解释和反思的必要,或者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大有“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必要。

在笔者看来,“万物互联”的特性有八个:一是复杂主体性(包括人的主体性和物化的主体性);二是普遍关联性(包括“人—人”的互动性、“人—物”和“物—物”的联接性);三是本体重构性(在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重构);四是智能计算性(即人工智能和可计算性);五是延展时空性(在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充分进行同步—异步的协同,以及引入各种加速性信息资源);六是技术融合性(各种先进技术的融合);七是应用普惠性;八是国际竞争性(比如以5G为焦点的中美技术政治博弈)。
 
我们只要对“万物互联”一词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福柯式的“词与物”的秩序和追问“物体系”的知识考古史。从“物的追问”到“万物的追问”再到对“万物互联”的追问中,折射出了整整一部人类对物质世界或技术社会的认识史。假如我们继续沿着福柯的方向思考,便可以看到,词在与物及万物互联的分离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意味,不仅隐含着技术文化的变迁,而且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3]“万物互联”作为一种词语的魔力及虚拟日常生活实践的哲学思考,存在着如上所归纳出的各种技术化时代特质及数字技术文化因素。然后,从对存在的遗忘到言说,迷失在从“中心”通往“边缘”世界的路上。
 
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为“物”或“人工物”之作为一种“存在”是具有客观规定性的,甚至人们看见的一切东西的影像也是“物体”的反映。古罗马诗哲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一书中就曾说过:“因为如果事物从无中产生,那么一切物种都能从万物中生出。什么都不需要种子。”[4]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一书中也指出:“物的本质就其物性而言所依赖的条件,本身不再是物或有条件的,它就必然是一个无条件的东西,但无条件者的本质,同样也要借助被确定为物或形成物的东西而得到规定。”[5]这段话隐含的另一个意思是:对物的追寻始终离不开人们所理解的条件和条件性的存在。换句话说,“万物互联”的词语意义是由主体人所决定的。人是具有“物性”和“联性”的统一体,是“万物互联”的尺度,是存在者彼此互证和互相联接的尺度。当然它也是互联网、物联网和数据化技术演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条件性时代情境下的产物。
 
世界是怎样生成的?道家经典《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互联就是“三生万物”的一种花果俱在的现象世界或实在世界。换言之,万物互联乃是一种由自然物和人工物在主体人的支配下构成的“计算世界”或“算法世界”。这个世界作为一种综合存在体,有时是敞开和延展的,偶尔也会被某些人或物所遮蔽。
 
所谓“算法世界”就是规则化、程序化的,具有可计性、测度性和复杂性的信息技术——生活世界。当然,在计算数学家看来,“一个算法就是有限多个规则的集合,用以对数量有限的数据进行操作,而且有限多步之后产生后果”。[6]与此同时,算法也具有简单程序的反复执行的特性。正是上述的这些算法限度和迭代特性,影响了万物互联时代“算法世界”的关系结构与功能。
 
据此看来,万物互联时代充满综合性、整体性的计算机技术事实的凸显,给予了我们认识“算法世界”的机会。这些有价值的物所构成的“算法化生存”世界,无论对其进行怎样的描述和阐释,都会捕捉到一些“世界现象的边际”[7]。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万物互联现象的存在,就是计算和社会的双重复杂性基础上感知“算法世界”的结果。人们在主体间性的作用下生活在其中,并与技术人工物的集合体、互动体一起,构成了一个异化的技术生活世界。依据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和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的观点,所有的人和物固然可以存在于心灵中,[8]但归根结底,万物互联的“天下”和“算法世界”还是得归于仁。[9]
 

边缘算法的技术哲学解释学分析



在万物互联的算法世界中,除了处于云计算数据中心地带的“算法”之外,还存在着边缘计算的规则或程序——“边缘算法”。所谓边缘算法是指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一侧,采用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为一体的开放平台。该平台借助一系列搭载手段,可以顺畅地为数据终端用户提供实时、动态和智能化的优质计算服务。就效能而言,边缘计算或算法不需要像云计算那样依赖于云端信息资源,而是将智能和计算推向更接近实际的行动,而云计算需要在云端进行计算,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多源异构数据处理、带宽负载和资源浪费、资源限制安全及隐私保护等方面。

具体说,边缘计算的三大优势是:数据处理实时、运行成本低和对云端的依赖性低。[10]近年来,边缘算法之所以越来越呈现出前沿技术的趋向,盖因于它是在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再一次实现了算法能力和感知能力的突破,一变而为万物互联时代的重要标志。甚至一些计算机专家也宣称,我们已经跨入了以万物互联为核心的“边缘计算时代”。[11]在5G的旗帜下,移动边缘计算或算法的优势以及应用机会将更多,这也成了许多学者的共识。比如,相关领域的专家普遍认为,智能终端技术将大大促进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网络的融合,从而带来颠覆性的效能变化。因为5G在边缘算法时代不光会改变生活,而且还会直接改变世界。
 
在我们继续论述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科学哲学家莱斯利·伯克霍尔德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哲学家应该特别关注计算程序(即算法)和人工智能模拟两个关键问题。[12]因为这是观察和解释计算世界及其为人类服务的重要路径。正如著名学者成素梅所说:“在这种认知策略的引导下,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发了无监督深度学习算法、强化学习、强化深度学习、进化计算、深化算法等,开发了基于神经网络的多目标演化优化方法。”[13]

很显然,这一旨在构造深度学习等算法的控制策略,同样可以贯彻到我们对边缘算法的效用分析和技术哲学解释上。
 
事实上,我们在对万物互联时代的边缘算法的后果进行技术哲学解释时,特别需要一种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二者统合起来的主体性思维。美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先生曾经指出:“人已进入相互理解的时代,这意味着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解,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理解。”[14]在此,笔者再补充一句,这种理解还包括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结构化、程序化或算法化及边缘算法的理解。我们对边缘算法化的理解和解释,既可以是直觉的,亦可以是反思性的和经验性的及体验性的。
 
从计算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边缘算法还存在一个通过对大数据资源的考察和统计分析的问题。[15]比如,我们可以用近视实验替代无法开展的实验,数字时代、边缘算法时代为自然试验、社会实验匹配带来了诸多益处。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中心与边缘》一书中认为,不论是社会结构的中心层还是边缘层,它们往往都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那些生活在社会所处的生态域中的人们。不仅如此,二者还有价值系统和信念秩序上的差异。[16]于是,我们联系到万物互联时代的边缘算法的效用问题,不难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不是中心而胜似中心”的边缘算法的技术社会后果背后,也一定隐藏着某些神秘的价值和信念支配着特定的计算社会的运行,并且这些价值信念会深深地嵌入到“算法社会”和网络实在空间中,直到被我们所认知和了解。
 

边缘算法的强社会效果分析



在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边缘算法的“效应”、“效果”和“后果”等几个概念简单地作一区分。正如“计算”(即反复应用固定的规则使环境得到改变)和“算法”(指任意的具有精确规则的计算程序)二者存在着行为与规则等特质上的不同一样,我们对“效应”、“效果”和“后果”的语义使用也是既严格又灵活的。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是将这三个名词当成计算行为的同义语,但有时会从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角度上加以区别。比如,我们虽然都存在着正反两方面(好与坏、积极与消极)的情形或分析分野,但有时(如在后果主义视野下考察道德实践意义的后果之时)也会存在规范性差异。应该说明的是,此处的“强社会效果”是泛指万物互联时代边缘算法产生的技术—社会(涵盖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后果。
 
在人类技术后果的评价历史上,曾经出现许多技术哲学家的记载和评述。近几十年来,最突出的强效果论当推对大众电子传媒的“枪弹论”(亦称“魔弹论”)和“强人工智能论”。可以说,每当人类发明一种“利器式”技术时,它们给生活方式和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作用,都会激起人们的一轮“技术震惊”,从而为学者创立“强效果论”提供社会心理“土壤”。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即我们究竟是重视边缘算法的技术效应,还是各种算法导致的道德评价行为?正如前文所述,边缘算法作为一种对人类生活方式和世界构造具有重大影响的先锋技术,它的种种技术优越性、通信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价值和应用前景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

边缘算法已经成为5G与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平台的重要结合点,将在万物互联的基点上极大地推动我国5G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17]一种新技术的出现,能否正确地、恰当地认识它的本身价值和衍生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战略水平和国家规划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目前而言,边缘算法的最大价值在于尽快实现其合理的算法权力及价值迭代,[18]以此来促进各种智能生活的算法公正、通讯网络的社会演进和推动万物智联进程。[19]笔者以为,科学地、适度地使用边缘算法的权力,实现算法融合与发挥协同效应乃是其价值最大化的集中体现。
 
从后果主义的观点看,边缘算法是一种与德性相关的事情。德莱夫认为,“践行力的特征的道德属性完全由它相较于相关备选特征的后果决定”。[20]如果我们将边缘算法视为一种客观性、规则性行为的后果的话,那么,掌控计算技术的主体——人的道德属性和社会功利主张必须由实际的后果所决定。

比如,万物互联时代的边缘算法所提供的服务结果,出于一个最终的、积极的道德目的,其技术行为的结果应尽可能的好。从整合的后果主义观点看,我们对包括边缘算法在内的任何评价对象的道德属性都是由其后果所决定的。尽管用后果主义哲学来分析边缘算法的后果时显得有些抽象,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极易理解的技术伦理问题。

笔者在这里引证的后果主义表达了一个每个人都懂的道理:一个前沿技术后果的好坏可以随着主体参与的行动者伦理品质而变化。至于边缘算法的纯粹数字之美、规则之美,也是始终关乎于某种仁善的功利主义和美德之上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边缘算法及其应用的结果或后果,就存在于美好生活的道德追求和理想预期之中。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即使从因果论的观点上看,边缘算法能力和大数据资源的获取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的改变,同时也不意味着“算法美好生活”的效果。“数据化的儒家”的返本开新理念,也不意味着可以解决一切数据隐私和边缘算法隐私问题。[21]但会提供某种伦理可能性,毕竟“上善若水”。
 

边缘算法的有限性效果分析



计算机技术的最大价值不是单纯计算速率的提高,而是带给人类更多更好的服务。边缘算法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需要和人性化的产物;万物互联不仅仅是一种“物化”的交易手段,还应该成为一种人类共享的社会互动空间。让大数据、云计算和边缘算法技术走出恶性商业交易和技术崇拜的误区,并承认其局限性,这是本文最后要谈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摒弃一切“技术霸权”的思维。因为人类技术史上任何一种技术都不可能一直先进下去,更不可能完美无缺、无限期的存在,且永远占据“霸权”的位置。什么“电视霸权”,什么“大数据霸权”,什么“算法霸权”,都难以保持长久。即使是作为边缘算法载体的传统架构计算机,也终究会被新一代计算机改进甚或淘汰。最近,据美国顶级《科学》(Science)杂志发布的2019年科学突破报道,谷歌宣称“量子计算霸权”已经实现,他们首次在实验中证明量子计算机对于传统的计算机的优越性:在世界第一超算summit需要计算一万年的实验中,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只用了3分20秒。如此超快的计算速度,表明量子计算机已拥有了超越所有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22]因此,边缘算法对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这是由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演化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其次,边缘算法不是对当下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生活技术和生产工具,它只不过是众多的中介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在某些主体参与下才能发挥技术社会的功能。同时受到许多使用者的心理态度、计算机网络操作技术水平和深度学习的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边缘计算不可能自发地、单独产生效果。
 
再次,边缘算法和云计算中心技术一样,都不可能拥有、也不需要迭代演进的理想程序或算法。正如《算法霸权》一书的作者奥尼尔所言:“要建立一个模型,我们需要对各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估,并根据我们选出的那些重要的因素将世界简化成一个容易理解的玩具,据此推断出重要的事实和行动。我们期待模型能较好地处理一种工作,同时也接受模型偶尔会像一个愚蠢的机器一样存在很多信息盲点。 [23]
 
最后,边缘算法也会出现产品的物化和异化问题。在哲学家霍耐特看来,物化和异化是一回事,均为因物(人工物)而反作用于人类主体间关系的一种现象。在万物互联技术下,“人类对周遭世界所保持的存在之关注具有先在性,并在我们对万物自然意义与价值之经验中得到滋养”。[24]

这一点暗合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异化概念的本质。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大纲》一书中,也曾谈到青年马克思的五种异化类型,即与自身行动的异化、与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物)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异化,以及与自己的异化。因此出发,他还在伦理批判的立场上提出了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为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等几种形式,并认为这种情势与加速社会的到来不无关系。[25]

诚然,边缘算法的应用在加速化、低时延等时代特质的确定上,无疑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我们在处理边缘算法的伦理谜题时,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因为这一伦理谜题的提出和分析,也有助于解决“算法社会”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网络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减少因过分追求边缘算法的最大功利效果所造成的伦理缺失。
 
综上所述,我们对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及其边缘算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技术社会后果,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伦理慎思。万物互联作为一种新技术时代的“边缘算法生活”情势或特质,引发了许多哲学解释学和技术伦理学问题,需要我们把传统的解释学、伦理学研究应用到对“算法权力”、“算法崇拜”和“算法陷阱”的深度剖析中,尽可能将边缘算法的优长融合和嵌入到万物互联时代的技术社会运行体系里,以此来促进边缘算法的良性发展及合理应用。
 

 


注释


[1]张成岗:《文明演进中的技术、社会与现代性重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4期。


[2] 韦青:《万物重构:智能社会来临前夜的思索》,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第51~61页。


[3]倪志娟:《词语的形式与意味——沿着福柯的方向思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蒲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5][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赵卫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42~43页。


[6][英]Timothy  Gowers:《普林斯顿数学指南》第一卷,齐民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7][德]马丁·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75~76页。


[8][美]艾德·米勒、容·延森《万物的追问——来自哲学的邀请》,蓝江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9]王蓉蓉、周山东:《天下归仁与万物互联:如何建构新天下主义的理论地基》,《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10] 卜向红、杨爱喜、古家军:《边缘计算:5G时代的商业变革与重构》,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年,第5~9页。


[11] 施巍松、孙辉、曹杰、张权、刘伟:《边缘计算:万物互联时代新型计算模型》,《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7年第5期。


[12][英]W·H·牛顿-史密斯:《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熊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13] 成素梅:《人工智能的几个认识论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4期。


[14] [美]成中英:《中西“本体”的差异:融通之道》,《南国学术》,2014年第4期。


[15][美]马修·萨尔加尼克:《计算社会学——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赵红梅、赵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52~59页。


[16][美]爱德华·希尔斯:《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论集》,甘会斌、余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3~7页。


[17]雷波、刘增义等:《基于云、网、边融合的边缘计算新方案:算力网络》,《电信科学》,2019年第9期。


[18]喻国明、杜楠楠:《智能型算法分发的价值迭代:“边界调适”与合法性的提升》,《新闻记者》,2019年第11期。


[19] 严斌峰:《人工智能托起万物智联时代》,《通信世界》,2019第20期。


[20] [美]茱莉亚·德莱夫 :《后果主义》,余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12~115页。


[21] 徐英瑾:《儒家怎么看待数据隐私问题——兼论“数据化儒家”的可能性》,《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22]A·Raman et.al., "A sparsecovarying unit that

describes healthy and impaired human gutmicrobiota development", Science , Vol.365, 12July 2019.


[23][美]凯西·奥尼尔:《算法霸权》,马青玲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9页。


[24][德]阿克塞尔·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1页。


[25][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143页。

 

关于作者

唐魁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导,中国网络社会学会暨生活方式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学与人类生活方式。主要著作有《网络化的后果》《虚拟企业和谐互动的社会管理研究》等。

 
边缘计算社区经过授权发布,本文首发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责编/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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